“贤哉回也！一箪食，一瓢饮，在陋巷，人不堪其忧，回也不改其乐。”这是孔子对弟子颜回的赞誉。孔子的弟子原宪“亡在草泽”、“摄敝衣冠”，让“结驷连骑”的卫相子贡“排藜藿入穷阎”而见，然原宪“忧道不忧贫”，让以为“夫子岂病乎？”的子贡深以为惭。

　　马克思进行着伟大的思想创造，却经常吃了上顿没下顿，窘困得不得不常写信催恩格斯接济。晚年的张爱玲拥有丰厚的版税收入，却自愿过着家徒四壁的苦行僧式生活，即便如此，仍然说自己“身外之物还是丢得不够彻底”……

　　高尚的精神创造，客观上无需巨大的物力支撑。传统工业生产，依赖大量土地、电力、劳力、资金等生产要素，还伴生大量环境污染，而高科技产业，却依赖头脑风暴，需求的生产要素更少，产出更高，正可谓“淡如秋菊何妨瘦，清似莲花不染尘”。而创造高尚思想产品的人，比高科技产业更少对物质要素的依赖。司马迁云“盖文王拘而演《周易》；仲尼厄而作《春秋》；屈原放逐，乃赋《离骚》；左丘失明，厥有《国语》……”曹雪芹“举家食粥酒常赊”，鲁迅说自己“吃的是草，挤出来的是牛奶、血。”相比物质生产产业，思想创造在物质要素投入与产出比方面，甚至是完全反向的。如果说吃的是草不失其悲，挤出牛奶和血正可谓壮。从事伟大思想创造的人，正是世上最为悲壮的一群。而悲壮，堪称人类审美的最高境界。

　　高尚的精神创造，主观上也须抵制物质诱惑。泰戈尔说：“鸟的翅膀绑上黄金，它还能高飞吗?”司汤达说：“有才智的人，应该获得他绝对必需的东西，才能不依赖任何人；然而，如果这种保证已经获得，他还把时间用在增加财富上，那他就是一个可怜虫。”马斯洛认为，人的需要由生理的需要、安全的需要、归属与爱的需要、尊重的需要、自我实现的需要五个等级构成。追求的层级越高，人的文明指数也越高，那些一味贪图物质享受口腹之欲的人，比起有高尚精神追求的人，进化上差了几百万年。

　　“去年暑天我穿的几套旧的汗褂裤，与几双缝上底的线袜，已交给我的妻放在深山坞里保藏着——怕国民党军进攻时，被人抢了去，准备今年暑天拿出来再穿，那些就算是我唯一的财产了。”这是方志敏在《清贫》中的描述。杨靖宇牺牲后，敌人解剖其遗体，发现胃里除尚未消化的草根、树皮、棉絮外，竟没有一粒粮食。“清贫，洁白朴素的生活，正是我们革命者能够战胜许多困难的地方！”

　　原宪问什么是耻辱。孔子说：“国家政治清明，可以做官领取俸禄，却不能有所见树；国家政治黑暗，做官领取俸禄，却不能独善其身，就是耻辱。”高适有诗：“龙钟还忝二千石，愧尔东西南北人。”韦应物诗曰：“身多疾病思田里，邑有流亡愧俸钱。”白居易赋诗：“月惭谏纸二千张，岁愧俸钱三十万。”这些都是对自己付出与所得的反思。德不配位，必有殃灾；才不堪任，必遭其累。曾子曰：“吾日三省吾身，为人谋而不忠乎？与朋友交而不信乎？传而不习乎？”每一位党员领导干部还应每日自省：我今天消耗了多少物资，我做了多少有益于人民的事。只有消耗得少创造的多，才是“一个高尚的人，一个纯粹的人，一个有道德的人，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，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”。（萨妙仁）