近期，一位新任街道负责人的感慨令人深思：“我盘点了一下，街道的历史遗留问题有上百件，其中最棘手的是拆迁安置。有的村居拆迁将近三十年，至今未能安置。”

　　民间素有“七十不留宿，八十不留餐”的说法，道出了年事已高者生活的不便与风险。拆迁安置长期悬而不决，给许多高龄老人带来了租房难的现实困扰。然而，令人忧心的是，这一本该尽快解决的民生问题，却在一些地方演变为财政与民生的双重困局。

　　现象：从“安抚民心”到“财政黑洞”

　　在拆迁安置工作中，过渡安置费本是为保障被拆迁群众过渡期基本生活的兜底措施。然而，当支付周期无限拉长、支付对象不断扩大，这项临时性政策正悄然变味。

　　一方面，确有高龄老人因租房难而生活困顿；另一方面，部分拆迁群众对此并不十分焦虑。甚至有人认为，与其早日拿到安置房，不如继续领取过渡费来得实惠——毕竟多余的房屋用于出租，收益未必比固定的过渡费更稳定、更省心。

　　更为典型的是“空号”现象。比如，一个百平方米的空号，因安置房建设户型不匹配，持有者便长期享受每平方米每月数十元的租房补贴。而这些空号持有者往往另有住处，过渡费演变为一项稳定的额外收入，他们反而失去了尽快安置的内生动力。

　　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财政层面。据了解，有的县区年度财政收入本就有限，而一年的过渡安置费支出竟高达一二十亿元。本应是一次性投入的安置成本，被人为地转化成了长期的、持续的财政支出，压力可想而知。这笔庞大的开支，若用于民生建设，可以解决多少实际问题？

　　根源：短期政绩观下的责任错位

　　问题何以至此？追根溯源，症结在于一些地方在发展理念和干部政绩观上的偏差。

　　其一，资金腾挪，拆东墙补西墙。 按照制度设计，房屋拆迁的同时应配套安排安置房建设资金，确保群众能够及时得到安置。然而，一些地方急于“出显绩”，将原本用于安置房建设的资金挪作他用。招商引资、项目建设是看得见的显绩，而安置房建设周期长、资金回笼慢，容易被当作“可以放一放”的事项。

　　其二，“新官不理旧账”的责任断链。 历史欠账越积越深，后任者即便有心彻底解决，面对巨大的资金缺口和复杂的遗留问题，也常常力不从心。在“不出事”的逻辑下，维持现状、按时发放过渡费反而成了最省事的选项。

　　其三，制度漏洞助长利益固化。 当安置规划与实际建设脱节，就会产生大量“空号”。这些“空号”持有者通过制度设计，将居住需求转化为长期的财政补贴请求权，扭曲了拆迁安置的初衷。

　　算账：三本账揭示深层代价

　　走出困局，需要算好三本账：

　　民生账。 对高龄老人而言，租房难是实实在在的生活困境。“七十不留宿，八十不留餐”的古训，道出了他们的脆弱与风险。让群众早日安居，是最大的民心所向。

　　经济账。 一次性投入建设安置房，虽然前期压力较大，但能彻底切断每年数十亿的过渡费支出。这不仅是“止血”，更是为财政“造血”。一二十亿元的年支出，足以建设多所中小学、医院或养老设施。

　　长远账。 沉重的过渡费负担，严重挤压了地方财政的腾挪空间。摆脱这一包袱，地方才能轻装上阵谋发展，将有限的资金投向真正增强发展后劲的领域。

　　求解：系统施策破解困局

　　当前，国家层面号召树立正确政绩观，可谓正当其时。解决过渡安置费问题，需要从观念、制度和执行层面进行系统性重塑。

　　第一，源头治理，量力而行早规划。 拆迁安置必须坚持“拆建平衡”原则。拆迁前应对安置需求进行精准摸排，确保房源建设与需求匹配。地方推动拆迁安置工作要早规划、早准备，量力而行、稳妥推进，杜绝“先拆后建”“边拆边看”的被动局面。

　　第二，资金监管，杜绝挪用于显绩。 建立安置资金专户，实行封闭运行、专项审计，确保专款专用。对于历史遗留的空号问题，可探索一次性货币化补偿与实物安置相结合的多元化解方案，引导其尽快退出过渡费领取序列。

　　第三，责任闭环，让旧账有人理。 建立历史遗留问题交接与解决责任制，将解决进度纳入干部考核。新官必须理旧账，上级政府应对此进行跟踪督办。同时，地方人大、政协应就此开展深度专题调研，推动问题实质性化解。

　　第四，考核纠偏，重显绩也重潜绩。 化解历史包袱、偿还民生欠账，本身就是最大的“潜绩”。干部考核制度必须优化，将解决历史遗留问题纳入政绩考核范围，让敢于接手旧账、善于化解旧账的干部得到认可。

　　第五，终身追责，倒逼科学决策。 对于因违规挪用资金、盲目决策等人为制造历史遗留问题的干部，无论调到哪里、身居何职，都应实行严格的终身责任追究。这种威慑力，是倒逼各级干部在任时就能着眼长远、科学决策的关键。

　　结语

　　拆迁安置，一头连着群众切身利益，一头系着地方财政健康。让在外过渡多年的群众早日回家，让财政从沉重的过渡费负担中逐步解脱出来，既是民生所盼，也是发展所需。

　　唯有树立正确的政绩观，算好民生账、经济账、长远账，以“功成不必在我”的胸怀化解历史包袱，以“功成必定有我”的担当谋划长远，才能避免过渡安置费成为拖垮地方财政的“无底洞”，让发展的成果真正惠及于民。（陶佘来）

　　（本文系作者个人观点。）